这条线路有一定基础，中国境内的铁路网络较为完备，同时线路大部分与西伯利亚大铁路重合。

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例如，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形成一种成本分担、收益共享的机制。

所以，为了以示区别，从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红利。上海证券报：那么，后续的三种组合会带来什么变化？ 蔡昉：第二种情况是强供给与弱需求的组合，即增长出现缺口，导致周期性失业。因此，即使在强供给—强需求期间，也有增长缺口，造成失业现象或者通货膨胀。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把他们变成市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方案应该是针对供给方，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刺激需求。

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大部分是来自重新配置效率，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期待中国会出现一批正规的、国际化的民营企业。

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  十年磨一剑 说这一轮改革人们期待了10年并不为过。  值得期待的经济改革措施 就经济领域而言，若干重大的改革措施值得期待。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从本质上讲，改革是不可能顶层设计出来的。

那么，这一改革新在何处？对中国经济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当前的改革除了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工夫，这正是新一轮改革的一大新意。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民营企业的禁入，因此，国有企业本身利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证明国企经营的好坏。

这将使得大银行更加专业化，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下降，而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得到来自金融部门更多的帮助。这也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我们期待，中国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类似于由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

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经济也可以进入到金融体系中，通过它们的运作让中国的储户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这里的一个案例是广汽集团与吉奥汽车的合作，其合资公司中，广汽集团占股51％，吉奥汽车占股49％。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的停顿也的的确确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沉淀下了种种矛盾，在经济运行层面，出现了民营投资乏力、金融体系风险聚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

  新一轮改革新在何处 这一轮改革新在何处呢？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的新意是，它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触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骨髓，从而重构其造血功能。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大头，而商业银行的规模过分庞大，导致其利润过高并挤占了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也造成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企业扶持、资助不力的不良局面。

中国各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大不相同，发展格局大不相同，人口饱和度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地区的户籍具有不同的含金量。而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

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国家打开民营经济进入金融体系的大门，大量民间投资的金融机构将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金融体系经过上一轮改革，已经脱离了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困境，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再比如，基础教育、文化、卫生等政府必须大量投入的带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得这些原本为公益性的部门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由此带来了公共领域的过分市场化。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而部分民众对市场化改革并不认可，担心在市场化进程中相对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又是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

当前，民营经济体拥有大量的资金，可是总体上讲找不到合适的实体投资方向。这个广州国企与浙江民企的合作创造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合作方式，可以发挥双方的优势，使得国有经济的基础更加牢固，而企业的运行机制也更加灵活。

值得期待的是，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落实混合所有制，将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分开，国家将不直接插手国有企业经营，相反，国家通过控股投资公司的方式投资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而民营企业本身也可以由国有企业入股，从而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更好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此相关的是土地问题，不同地区百姓的市场经济理性禀赋完全不同，土地价值和人均土地拥有量也完全不同，因此，土地问题不可能一刀切，只可能在若干粗线条的原则指引下，让各个地方分别探索，逐步地让土地在有规划的前提下流转起来，给农民更多的实惠。

我们期待，中国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类似于由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再比如，基础教育、文化、卫生等政府必须大量投入的带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得这些原本为公益性的部门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由此带来了公共领域的过分市场化。

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如果这一轮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实落实，中国经济在经过一两年相对痛苦之后，将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过8％的良好局面。这轮改革中，国企改革、金融体系向民营经济开放、民营经济投资限制放松等重大举措值得期待。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民营企业的禁入，因此，国有企业本身利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证明国企经营的好坏。

  十年磨一剑 说这一轮改革人们期待了10年并不为过。当前，民营经济体拥有大量的资金，可是总体上讲找不到合适的实体投资方向。

可以预见，民营经济进入大型制造业、公共服务投资领域，进入之前属于垄断的石油勘探、页岩气等部门的限制将会大规模放松。而部分民众对市场化改革并不认可，担心在市场化进程中相对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又是社会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

这一轮改革将从本质上大规模放松行政审批的限制，让民营经济自己投资、自己负责。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一个期待了10年的改革，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走势的改革，十分令人关注。

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从本质上讲，改革是不可能顶层设计出来的。第二个值得期待的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具体说来，这一轮改革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将涉及法治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教育与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对于缓解社会矛盾至关重要的领域。当前，自上而下的决心已经形成，那就是全面地深化体制改革。

  新一轮改革新在何处 这一轮改革新在何处呢？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发轫于农村，1984年的改革将其经验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的铺开，那么，这一轮改革的新意是，它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触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的骨髓，从而重构其造血功能。而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

若这种软关节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推进，社会民众的怨气难以化解，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也将难以维系。中国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的问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功夫。

金融体系经过上一轮改革，已经脱离了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困境，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其另一新意在于，不囿于议而不决、裹足不前的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因地制宜进行探索的改革方式。